华方田
    一、唐高祖、太宗与佛教
　　唐太宗李渊早年亦信奉佛教。大业初年，时为隋郑州刺史的李渊，曾因二儿子世民生病而到庙里祈佛保佑并造佛像供养。即帝位之后，又立寺造像，设斋行道。武德二年（619）,上京师立十大德，统摄僧尼，纲维法纪。武德九年（626）五月（此据《旧唐书》），《新唐书作“四月”），因为太史令傅奕一再上疏斥佛，请求罢除佛教，高宗遂颁发《沙汰僧道昭》，沙汰僧尼及道士。“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据称，高宗这样做的本意，不是消灭佛法，而是通过沙汰，以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辩，从而达到长存秒道，正本澄源的护法目的。同年六月，高祖退位，这项措施没有得到实施。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大多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加以整顿与利用，并未诚心奖挹佛法，这一态度只是到了晚年才有所改变。
　　太宗即位之初，虽然没有实行武德九年沙汰僧道之诏，但贞观初年，也对佛教严加整治，禁令森严。《续高僧传·明导传》载，贞观初年，明导行至陈州，正遇上敕令简僧，维留三十。导因德声久被，遂应斯举。又《智实传》曰，贞观元年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法冲传》和《法向传》也都有贞观初年对私度者处以极刑的记载。
　　贞观六年（632）傅奕再次上书，令僧吹螺，不合吉钟。又说佛法妖伪，“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其言。对于当时非常激烈的佛道之争，太宗于贞观十一年明确表示，华夏之教（儒、道）是维系国家安定昌盛的根本，不应位居外来的佛教之后，故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太宗的这一态度，导致了唐王朝初期先道后佛及对佛教加以抑制的政策。
　　唐太宗虽然对佛家并不热心，但在他即位前后，也有很多扶持、利用佛教的表现。只是这些表现，都是为了满足其各种各样的需要。
　　例如，太宗即位之前（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以秦王的身份率兵围攻洛阳，征讨王世充时，为了取得少林僧侣的支持和帮助，就曾致函少林僧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然而在他攻占洛阳之后，却废除隋朝寺院，沙汰僧人。贞观三年（629），舍通义宫为尼寺（兴圣寺），并大行布施，又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为的是申孺慕之怀。同年（629）闰十一月，太宗颁发《为战阵处立寺诏》，在当年各战场修建寺庙，为战死者设斋行道，超度亡灵。破薛举于幽州，立诏仁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洲，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州，立诏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州，立弘福寺。至于设斋行道，普度僧尼等，或忧五谷之不登，或因祈雨而酬德，皆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政治需要。
　　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而佛法则无益于治国平天下。如梁武帝、隋炀帝皆因笃信佛教。致使国破家亡，应该引以为戒。另外，为了抬高李氏皇室的社会地位，李唐王朝尊道教的始祖老子为其祖先，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所以，理应“敦本系之化，尊祖宗之风”。然太宗于佛教虽“非意所遵”，却没有听取傅奕等的建议，而行毁法之举，主要原因在于，一则佛教对治国安邦有着儒、道所不能代替的功效，且佛法流传中土已五六百年，信徒众多，影响广泛；二则太宗留心学问，旁及释典，经常与义学僧侣交流，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
　　贞观十九年（645）春，玄奘法师载誉回国，朝野轰动。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载，玄奘回国之初，向太宗请求设立译场，搜擢贤明。太宗曰：“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法师固请乃许。佛典的翻译，六朝视为国家大事，更不用说二秦之译场，有门徒三千的盛况，隋朝的兴善寺及上林圆翻经馆也是尽在眼前。这些当然是太宗所非常熟悉的，如果太宗果真有心提倡，自不会拒玄奘所请。由此可见，太宗对于佛经的翻译，并不热诚。关于这一点，还表现在太宗曾先后两次劝请玄奘还俗，助秉俗务。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为太宗所敬重，他的译场也得到了太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也是事实。
　　但太宗之供奉玄奘，还有其政治原因。由于玄奘在印度的崇高声望，赢得了戒日王的尊重，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第二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建立了中印历史上首次正式的友好关系。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历印度诸国，并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纪念。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正逢戒日王去世，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土蕃等国之兵平定了内乱。同年，李义表从西域回来，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太宗命玄奘翻译。玄奘在中印关系和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其受到太宗敬重的原因之一。
　　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曾亲制《圣教序》，从玄奘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敕令“京城及天下诸州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余人。崩御之年，还曾多次对玄奘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由于太宗晚年转向对佛教的信仰，使得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有所改变。
二、武则天与佛教
　　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均崇信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了给其母亲荐福，修建大慈恩寺，并度僧三百人。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高宗亦崇奖道教，曾“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在佛、道先后问题上，高宗采取折中的办法，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二十四日下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全唐文》卷一四。）中宗李显刚出生时，既从玄奘受戒，法名“佛光王”。据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 ，免租庸者数千万”。睿宗李旦佛教并重，景 元年（710）一次度僧、道三万人。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规定“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 并进”。
　　女皇武则天时期，唐代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宗因患风眩，自显庆（656—661）以来，百官奏事，经常交由武后裁决。显庆五年后，大小政事，皆决于武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武则天实际上掌握了唐朝政权。高宗死后，中宗即位，武则天亟谋篡位，于是大造福瑞图谶。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获之于洛水。武则天大悦，号此石为宝图。同年六月，又有人伪称得瑞石于汜水，这就是所谓的“广武铭”，铭文中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暗示女子武媚当为天子，而且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有沙门表上《大云经》，称经中所谓有女主者，即是指当时的武则天。又造《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做阎浮提主。武则天得到《大云经》后，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经》。是年九月，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十卷上呈武则天，该经是梁抚男僧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七卷）的重译，重译本中增添了“在佛灭二千年时将有一菩萨，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等内容。
　　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唐代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武周时期，八十卷《华严经》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于洛阳翻译完成（699年），武则天亲为制序，称此经“乃诸佛之秘藏，如来之性海”，“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在她的扶植下，以法僧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了，并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武则天对禅宗的禅师也礼敬有加，长安中（701—704），敕诏神秀禅师能入京，慧能托病不出，最后只能将慧能的得法袈裟请到长安，于内道场供养。又召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由于她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禅宗的地位和影响，为禅宗后来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武周之世，在佛经翻译上，打破了太宗时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著名译人有实叉难陀、菩提流智、义净等。这一时期，又是名僧辈出的时代。高宗晚年有玄奘（664年卒）、道宣（667年卒）、善导（681年卒）、窥基（682年卒）、道士（683年卒）、智威（680年卒）、弘忍（675年卒）等大师，而其时武后已逐渐掌握实权。高宗死后至武后退位，又有华严法藏，神宗神秀、慧能，律宗怀素等。
　　在佛、道关系上，武则天一改太宗先道后佛的政策，举佛抑道，以此作为对付和打击李唐宗系的工具，为自己夺取和巩固黄泉制造舆论。因此，她在即位之初，就“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资治通鉴》卷204载：“（天授二年）夏，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士之上。”由于武则天的崇信佛教，使佛教的势力大大增强，道教则相对减弱，甚至出现了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唐会要》卷49《像》）；《资治通鉴》卷205）
三、唐玄宗与佛教
　　唐玄宗被认为是继太宗、武则天之后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即位初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也是有唐一代的全盛时期。在对待宗教方面，玄宗尊崇儒、道，对佛教曾多方限制，颁布了一系列的制约佛教活动的诏书。玄宗对待佛教，一方面注意“括检”和制约，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加以利用。曾从不空受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还著有《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密宗。当时，国家强大，天下太平，中外文化交流活跃，隋唐时已经建立的诸多佛教宗派继续发展昌盛，寺院的数量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南宗禅由于神会的努力，逐渐在北方得到发展，并逐步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一大佛教宗派。
四、唐武宗灭佛
　　随着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寺院经济与世俗地主及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朝政腐败，战乱不止，国势衰弱，使这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到唐武宗时，终于打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会昌二年（842），唐武宗命令僧尼中犯罪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会昌四年七月，敕令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山房、兰若、佛堂、村邑斋堂等，一律拆毁，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十月，又敕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所属僧足，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会昌五年，灭佛活动进入高潮。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制庄园，又令勘检天下佛寺、僧尼、奴婢以及财产的数字，为灭佛作准备。到是年八月，宣布废佛结果：拆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庙宇四万余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没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奴婢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和消弱了佛教的势力。虽然其后几代帝王亦多信佛，但中经诸镇之顷及黄巢起义，对佛教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会昌之后，由于遭受接连不断的打击，寺院经济被消弱，僧尼被迫还俗，寺庙毁坏，典籍散佚，许多佛教宗派失去了继续繁荣和发展的条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五、唐代佛教社会的发展
　　佛教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表现在唐朝佛教宗派的繁荣，译经事业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发达等方面，还表现在佛教像社会各方面的渗透，佛教对文字、艺术的影响，以及佛教向新罗、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
　　佛教礼仪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唐代的佛教礼仪有如下特点：其一，国家色彩极为浓厚；其二，几乎没有宗派差别；其三，礼仪随着教团的发展而发展，极为复杂；其四，失去了本来目的，转为以祈祷为主。（镰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96——197页）
　　唐代佛教礼仪的发达，其表现之一是社会的流行。法会有定期和不定期的两种。定期的如佛诞日、佛成道日、涅槃法会、盂兰盆会、天子诞辰等。不定期的有佛牙供养法会、斋会、讲经法会等。在天子诞辰的时候举行法会，这在印度和西域是没有的，据说唐代天子诞辰的法会始于唐玄宗，表明了中国佛教浓厚的国家色彩。法会上所举行的佛教礼仪主要有行香、读经和梵呗等。行香就是在社会上拿着香器分派香的仪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文宗开成三年（838）十二月五日条中，就有扬州开元寺国忌时举行行香仪式的记载。读经又叫诵经或念经，实际上就是读诵经典，目的是赞颂佛德、修善根功德、求佛保佑等。所读的经典有《法华经》、《金刚经》、《般若心经》、《药师经》等。有时诵经前后还加入梵呗、三归、礼拜、回向等整套的礼仪。
　　在南北朝时已颇为流行的斋会，到唐代越发兴盛起来。斋会就是对僧侣提供膳食的礼仪，或指以此为中心举行的法会。斋会原则上只对僧侣提供膳食，故又称僧斋；如果斋会也对家人提供膳食，就称为无遮斋。设斋的目的有很多，或为了祝福，如在佛诞日、佛涅槃日、天子诞日、国忌日举行的斋会，或为了报答佛恩，或为了祈祷免除灾难等，把佛教当成求得现实生活幸福的手段的意味越来越明显。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逐渐深入到民间，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北魏时已很发达的以在家修行为中心的民间佛教团体——义邑，在隋代得到复兴，并主要以佛教造像为业。到唐代，义邑的主要活动是读诵经文和开设斋会，主要信仰对象是弥勒、释迦、弥陀和观世音等。南北朝时颇为流行的法社，在隋朝至唐初少有记载，道唐末则较为兴盛。贞元年间（785——804）吴郡（今苏州市）包山的神皓设有西方法社；江州（今九江市）兴果寺的神凑结成菩提香火社，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于长庆二年（822）参加杭州龙兴寺僧南操创立的华严社，并撰有《社诫文》。据载，华严社由在家和出家众共同组成，成员每人要诵念《华严经》一卷，一年四季要召开大聚会及开设斋会。
　　在向民间转播佛教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俗讲和变文。中唐以后，把对俗人的讲经活动称为俗讲。俗讲与以前的讲经在形式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讲经的对象是在家的人。文宗开成年间（836——840），长安城各寺院奉敕开设俗讲，从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开讲《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俗讲是讲经系统中的一种，是为俗人举办的通俗易懂的讲经活动，主要讲说的内容是平易的因缘故事。
　　变文是和俗讲紧密相连的，是在俗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变文就是对佛教变相图的解说，是通俗讲经的脚本。著名的变文作品有《目莲救母变文》、《父母恩重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八相成道变文》等，这些是取材于佛教经典的。还有一些是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
　　佛教艺术在唐代也有新的发展。在石窟造像方面，最著名的是洛阳附近自北魏时就开始营造的龙门石窟，唐代高宗和武周时的均五十年间，又大加营造。此外，还有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等。伴随着变文的发达，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经变图画，这些图画常常以画面的形式表现佛教经文的重要内容，和佛经故事的发展经过。在寺塔经幢方面，有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等大殿的建造，有八角形佛塔的创造，如玄宗时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还有形式多样的经幢制作等。
　　唐代佛教在实现民族化、形成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同时，又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佛教文化，使中国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朝鲜和日本的佛教大多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入的。
　　新罗僧人慈藏在唐初与弟子十余人入唐学习佛法，贞观十七年（643）回国，带回唐朝延所赐藏经一部和佛像等物，受到了新罗王的欢迎，被任命为大国统，管理僧尼事物。在慈藏师徒的影响下，新罗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唐朝的支持下，新罗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与此同时，新罗佛教也在唐朝的影响下发展很快，并在社会上普及开来。新罗僧义湘（625——702）师从长安终南山智俨，学习《华严经》，与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是同学。义湘于唐仪凤元年（677）回国，建浮石寺，聚徒讲经，讲授《华严经》，被奉为海东华严宗初祖。圆测自幼到中国学习佛法，后师事玄奘学习法相唯识学，成绩卓著，他的学说通过弟子传到新罗，对新罗佛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惠日师从惠果学习胎藏密法，讲密宗传入新罗。唐中后期禅宗兴建后，相继有不少新罗僧人入唐学习禅法，把禅宗传回新罗，后来禅宗在新罗盛行一时，形成九个支派，被称为“禅门九山”。
　　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唐代极为频繁。据载，自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日本曾十九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其中三次因故未能成行。这些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跟随遣唐使船而来的有留学生和留学僧，还有更多的求法僧侣搭乘商船前来。据统计，这期间来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包括随行僧）达105人之多。著名的有从玄奘受学的道昭、智达、智通，从智周受学的智风、玄昉等，回国后分别在南北两寺传播法相学。又先道璿赴日讲习《华严》等经，接着，从法藏学法的新罗僧申祥将学授予日僧良辩，形成了华严宗。日僧道光入唐学习南山律，后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设坛传戒，形成了律宗。加上先前传入的三论宗、成实宗，付随法相宗传入的俱舍宗，日本奈良时代（710——774）盛行的奈良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从中国传入的。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后，又有不少僧侣入唐学习佛教。最澄（767——822）和空海（744——835）同时入唐求法，最澄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回国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空海从惠果受学，回国创真言宗，这两个宗派成为平安时代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六、唐代的三教之间的关系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策略是整顿和利用，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上，是以儒为治国之本，将佛、道两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辅助工具，调合并用。
　　由于唐王朝兼崇释老，致使有唐一代数百年中佛道两教互争不绝。佛道二教之争不仅表现在宗教上的高下优劣，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支持，而且在思想上也加剧了争论和冲突。唐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疏十一条，建议裁减寺塔僧尼，作为富国强民之策。武德七年傅奕再次上疏，屡陈佛教弊端，请求罢除佛教。与此同时，以济法寺沙门法琳为代表的佛教徒，多方申辩，与之相抗。法琳撰《破邪论》征引道士破国倾家之实例，批判道教。法琳的弟子李师政著《内德论》，反驳傅奕之说。武德九年（626）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又作了《辨正论》予以反击。佛道二教之间的争论日趋激烈。
　　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高下先后之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也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佛教二道的态度。武德八年（625），高祖在行释典之礼时，为了确定道、儒、释的席次，释慧乘和道士李仲卿相互责难。同年，唐高祖在谈及三教先后时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未后释宗”（《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又就佛道先后问题表明态度，认为不能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于是下诏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所以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113），“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唐初“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到此已基本确定。大总持寺僧智实上表抗争，结果被杖于朝堂，流放于岭表而终。贞观十三年（639年，一说贞观十四年）九月，道士秦世英上奏说法琳所著《辨正论》“讪谤黄宗，毁黩先人，罪当罔上”，法琳于是被流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病死途中。智实和法琳等佛教“护法菩萨”的被罚，抑制了佛教的发展，相反，道教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唐初的佛道之争和“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固然有佛道二教争取新王朝对自己的支持，为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折中调和的宗教政策。
　　李渊父子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攀附道教主李耳作为祖先，借以提高出身门第。这样，唐初在宗教政策上的抑制佛教，庇护道教，便有了为新政权增添尊贵色彩的成分。再者，佛教在隋朝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有数起打着“弥勒出世”的旗号，如大业六年（610）春的突击端门事件，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大业八年陕西扶风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建元称帝；大业九年（613）河北唐县宋子贤自称弥勒出生，远近信众，日数百千人。李渊父子亲眼目睹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情形，对佛教的势力和影响非常了解，对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简单地打击或扶植皆不合适，唐初统治者于是采取了对佛教进行抑制、儒释道兼容并用的策略。
　　唐王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到太宗晚年，由于玄奘的影响和唐太宗统治地位日益稳固等原因，唐初的道先佛后政策逐渐有了变化。武周时期采取举佛抑道德政策，佛教地位升至道教之上。佛道二教的争论贯串于唐王朝的数百年中，宫廷中经常举行佛道的对论或三教讨论。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的“菩提”的异同，和对《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考核。
　　儒家和佛教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佛教徒出家、剃发、住庙等，与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的矛盾，以及儒家所注重的修政安民与崇佛所带来的所谓害政而展开的。实际上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判儒道为外道，唐宗密也持此说。但儒家和佛教一种是世间道，一种是出世间道，没有可比性。实际上，唐前期儒佛之间的争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题，是关于沙门是否拜君父的问题。在儒家看来，沙门不拜君王和父母是违背纲常名教的，关于此问题，唐以前双方之间就屡有争论，唐前期，这种争议仍在继续。武德元年（618），唐朝初见，“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有鉴于此，高宗曾令有司仪定儒释优劣，编入朝典，但讨论的结果是“不合拜上”。贞观五年（631），太宗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但阻力很大，到贞观七年被迫取消原诏。高宗显庆二年（657），下诏令“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龙朔二年（662）四月十五日，高宗又宣旨：“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并交付有司祥议。这一动议引起了僧侣们的强烈反映，长安僧侣二百余人上表申诉，许多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纷纷上表。僧侣教徒认为，依据佛教经典的说法，出家人不敬鬼神，不礼拜君王、父母、六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帝王均遵行这一特殊的礼仪。如果一定要诏令沙门跪拜君主、父母，将会使出家僧侣不为人所敬，最终导致佛教的灭亡。同年五月，高宗召集文武群臣九品以上一千多人，于中台都堂详议此事，众说纷坛，结果“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请拜”。六月,高宗又不得已下诏停拜父母。开元年间，唐玄宗亦多次下诏令僧尼道士女冠致拜父母。
有唐一代士大夫之返佛，代有其人，影响较大的，有初唐之傅奕，还有中唐玄宗时之韩愈，而尤以韩愈为甚。应当说，韩愈之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其立论跟据，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巩固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韩愈等人的反佛理由，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政旨在政修民安，所以反佛者经常以佛教害政作为最重要的理由。如大起寺舍，广造第宅，糜费甚巨；寺院经济，侵蚀国家财力；逃丁避税，游手好闲；剃发出家，不事君父，破坏礼教等。总之，佛教之兴，上不利于君，下不利于民，费财物，养浮食，坏礼教，乱人论，是天下衰败的原因之一。其二，认为六朝朝代之所以短促，与六朝崇佛大有关系。梁武、简文信佛，不救危亡之祸；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秦亡。其三，僧尼守戒不严，伤风败俗，佛殿为贸易之场，寺刹逋逃之薮。更有僧人结交权贵，干预朝政之事。韩愈的辟佛以其维护儒家道统的鲜明立场，酷烈直率的言辞，百折不悔的坚定态度，为后人所称颂，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
    虽然反佛的声音时有出现，且有时震耳发聩，但佛教依然在不断地发展，佛教的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李唐诸帝在对待三教的态度上，采取的是调和并用的折中政策。唐高祖曾说：“三教虽异，同归一揆”；太宗说：“三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睿宗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虽然有时某位皇帝出于政治或个人喜好等原因会有所偏袒，或袒道抑释，或举佛仰道，致使三教之间矛盾加剧，三教的地位、名次排列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都把三教作为修身治国平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这种调和三教为己所用的政略，还表现在宫廷中经常举行的“三教论议”上。“三教论议”一般在宫廷中举行，由道儒释三教的代表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展开辩论，一方提出问题，一方解答，相互论难。武德七年（624）高祖亲临国学行释典礼，命国学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一说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据称，太学博士陆德明对此三人，各因宗旨，随端立义，辨析其要，“众皆为之屈”。高祖大悦，说：“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弊。”此次辩论首开唐代三教论议之先河，后来，这种方式几乎为唐朝诸帝普遍采纳。唐王朝的这种道儒释兼容并用的折中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安史之乱以后，唐前期三教鼎足而立的情况，逐渐向三教合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