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薇 编辑：穆穆

七十五年前的仲夏六月，梁思成、林徽因等一行四人，从北京到五台山台外周边寻访唐构，他们骑坐驮骡，按图索骥，来到五台县豆村附近的佛光寺。进入殿内，首先将他们的目光牢牢吸引住的是壇上的塑像，这些塑像的风格与手法，竟与敦煌石窟中的早期塑像如出一辙，却跟唐代以后宋元明清佛教造像的观感和风格大异其趣。或许正应了佛家所说的因缘具足，在几天的考察中，患远视症的林徽因，突然在梁上发现了“女弟子甯公遇”，这个破译历史密码的重要名字，经与殿前佛顶陀罗尼幢的文字相互印证，说明公元856年，愿诚和尚到长安找到的那位乐善好施的女施主正是甯公遇。这是梁思成等又一个似乎无关大局的发现，但我以为其重要价值不亚于其对所谓“东大殿”的定时与定性。
在其考证结论中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出资建寺的大施主甯公遇居士，居然也在佛坛南侧的角落里占有一席之地，这在佛教寺院的建造史上实属罕见，在我的见闻中当属唯一。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甯公遇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呢？这不禁让我充满好奇。但翻遍当时的正史野轶及居士传记，对佛教史上的这段因缘却不着一字。我站在佛坛前仰头凝望，看到当年林徽因的远视眼所见殿梁上所书之“女弟子甯公遇”的名字之前，尚写有“佛殿主”三字。 “佛殿主”之名既写在梁上，又刻在幢上，可见当年主持此项工程的官方代表对寺院重建的重视程度，加之最后为她在佛坛上塑像，其对施主甯公遇居士功德至伟的弘传，亦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布施者可比。据梁思成等考证，重建寺院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与甯公遇被写在同一条横梁上，一个“故”字，说明建寺之时王已身故，而执笔人还要将王写上去，且将官职和姓氏写在出资人之前，可见王生前地位煊赫，且与甯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们猜度，甯出资重修佛光寺，似乎也可能有为王祈求冥福的意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断，会昌法难之后不久，笃信佛教的宣宗皇帝决定复兴佛教，可是重新聚拢被驱散的几十万名僧尼，又谈何容易！被武宗毁掉的几万座寺院，又岂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得起来！隐藏民间侥幸躲过一劫的佛光寺僧愿诚和尚，虽然等来了宣宗皇帝的好政策，可是面对佛光山前的一片瓦砾场，仍然感到一种囊中拮据的无助。在对五台山周边的乡绅富豪们说尽万千好话，却仅仅化得几升几合米粮、几钱几分银两的无奈之中，他又历尽千辛万苦，芒鞋竹杖托钵长行，来到了大唐的首善之区长安，终于在西元856年的某个吉日，见到了一位家资丰厚、乐善好施的女居士。僧俗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是投缘。愿诚和尚的佛学修为特别是宏大愿力很令女居士折服，于是女居士内心法喜充满，经过几番揆度考量，遂发菩提大愿，并征得家人的同意，决定倾力支持这位立誓重兴佛光寺的五台山和尚。
这位女居士就是在佛光寺大殿一坐千年的甯公遇。
 
重建佛光寺就是在这样的因缘和合的大背景中顺利进行起来。其间，女居士甯公遇从当年世界第一繁华的大唐都城长安，仅仅带了一男一女两个仆从来到五台县佛光村，在这个荒僻的小小村落，寻了一个下榻之地，夙兴夜寐，艰苦备尝，对建寺工程所需的钱物即用即放，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拖欠和懈怠，有时主仆三人也去工地上打个下手。愿诚和尚为了建寺当然同样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佛光寺的重建工程终于在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秋季接近完工，开光法会也已在准备之中。至此，甯公遇居士的资财已经用尽，平生誓愿已了，她的内心感到无比满足，通体上下亦同样轻松无比。在夕阳的余晖将大殿内外照得一派辉煌之际，她来到已经粉饰一新的大雄宝殿，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佛坛上彩绘贴金已经全部就绪的诸佛菩萨，觉得非常满意。突然，她对坛上的供养菩萨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感，萌发了一个特想在佛坛的一角跏趺入定的意愿。此念一起，倦意似乎随即袭来，她就此席地而坐，冥想入定。落日的光辉将她涂上了一层金红色，犹如另外一尊供养菩萨，与佛坛上的三十四尊佛菩萨塑像融为一体。
第二天，当朝廷派来主持此事的右军中尉，也是已故的右军中尉王公公的生前好友元公公至寺视察，才发现甯公遇居士已经在大殿佛坛上安详往生。此时，又有僧人报告说，愿诚和尚也于昨晚在寮房坐化。他俩的行愿让元公公大为感慨，同时也感动了建寺的工匠和五台县的士庶百姓，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为甯公遇居士和愿诚和尚造像纪念。经元公公上奏朝廷并迅即获得批准，有关部门做出了破例在佛光寺东大殿佛坛南侧门内为愿诚和尚造像，在佛坛上甯公遇居士安详往生的原地为她也造一尊等身塑像的决定。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尚可一见的情景，其中之一的大唐女居士甯公遇，在佛光寺大雄宝殿佛坛一侧盘腿一坐，历经千载寂然未动，仿佛在经年累月的劳作之后的小憩，满脸的满足和平静；又像深入甚深禅定，不知有宋，遑论明清。
在佛教的四众弟子中，僧尼二众出家人是住持佛法的专业人士，而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是护持佛法的业余修佛者，这种说法在唐宋时期也很流行。唐宣宗大中初年，历经会昌法难后的佛教界可谓僧尼凋零，百废待兴，在此关键时刻，除了皇家财政的启动与支撑之外，居士护持佛法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与焉杰出者之一就是因缘具足而在佛光寺留有法相的女居士甯公遇。
对于佛法，我个人还是个初级学者，连一窥堂奥尚谈不上，更谈不到有什么修为，但每当我读到有人对建寺造像的不屑之词，总是难以苟同。古语有云，安居才能乐业，弘传佛法也须有个场所。佛陀时代的频婆娑罗王，为了助缘佛陀弘化事业的推展，曾在王舍城北面郊外寻得一处修竹遍布的园林，在园中建立了一座精舍，内有十六大院，每院六十房，更有五百楼阁、七十二讲堂，供养佛陀及弟子们，叫作竹林精舍；舍卫城是西元前六世纪印度最强盛的憍萨罗国首都所在地，位于阿栖罗瓦底河上，祗园精舍就建在南方城郊外不远处，佛陀至少在这里度过二十四个雨季，教化度众无数，因此祗园精舍与竹林精舍同样名闻千古。寺院殿堂，是修佛者勤学戒定慧的场所；佛菩萨圣像，是修行者学佛途中激励自己的伟大榜样，也是终极的目标，所以古德建寺造像者，代不乏人。
也许有人会拿《金刚经》上所谓“有相”来评判甯公遇的布施“不如法”，但对于我们俗世的，或多数还在佛门之外徘徊的大众而言，第一个阶段还是必须有相的；只有当入门者深入经藏，并修习到一定的次第的时候，才有可能见相而不执相，逐步达到“无相”的超越之境。古今中外的佛教史、高僧传和居士传都证明，跳出世俗人类功利心的真正信仰，其力量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或者说不可思议的；我常常感慨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古语。一千多年前的甯公遇居士，即使抱有再大的愿心，面对会昌法难之后的佛教复兴大业，除了捐资建寺，还能有别的什么作为吗？即使她发愿剃度出家，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尼姑而已。从居士护持佛法的角度，将自己半生积累起来的钱物投入道场的复兴，我以为未尝不是一个设身处地的最佳选择，亦无愧为居士修行的八正道之一。甯公遇毅然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才给我们留下了这座让梁思成不远千里而来的佛光寺，特别是保存至今的佛光寺大雄宝殿“东大殿”，即使从居士修佛的角度看，也堪称功德圆满。更因为与此同时，她也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了一座永恒的佛殿。
假设我们每个人从哪一天开始真真正正地把这些意念想法运用到自己的解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称得上真正悟到了度人者自度、乃至慈航普度的大乘真谛。帮助别人实现正念善愿，同时也使自己超越生死。学佛者或捐资者，当然无缘在某一座寺院的殿堂里，也塑起一尊自己的雕像，即使并非遭逢三武一宗那样的浩劫之际，也绝无可能。但是，在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让自己心目中的佛殿永不坍塌，在金碧辉煌的佛坛之侧，也为自己造一尊小小的塑像，像甯公遇那样，穿越时空，盘腿一坐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