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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印刷史话:唐代、五代十国

     发布时间:2017-5-27 浏览次数:1143


     第一节、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从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说起。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头上刻字。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石鼓共有10个,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景,故又称“猎碣”。现存故宫博物院铭刻馆。这套石鼓的绝对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所造。后来,人们把刻上了字的长方形大石块立在地上,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东西,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各地,就在七处名胜地方刻石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德”。当时的人民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对秦朝的不满,在大石块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汉朝更盛行石刻。从汉武帝起,历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到了东汉末年,石碑成为重要典籍的标准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书法家蔡邕〔yong雍〕的建议,把校正了的七种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20多万字用隶书刻写在46块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大家抄写和校对,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图1)(亦称《汉石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据说每天有上千人前去抄写石碑上的经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细校对,一时太学门外,车水马龙,拥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节省抄写的烦劳,尤其是避免抄错抄漏的缺憾,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拓〔ta踏〕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涂上墨,然后覆上一张纸把字印下来;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读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改变了方法,先把纸浸湿了贴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几遍,或者用布包着棉花在上面敲几遍,使碑文凹陷的笔划清楚地现在纸面,然后上墨,这样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们称它为“拓本”,而这种技术则称“拓石”,今天我们练字用的“碑帖”,大多数还是用这种方法拓印下来的。用石碑来印书,自然比抄书方便得多,但是却很难普及。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书呢,因此,“拓石”的技术只能给发明印刷术以启迪,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书籍的要求,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在寻求新的印书方法了。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压印的方法了。他们先制出刻着几何纹、水波纹、弦纹等花纹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干燥时,就将印模印在器皿上,这就是印纹陶器。可以说它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战国时期,印章出现了。最初的印章是铜制的,也有用金或银制的,秦始皇的印章“传国之宝”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简牍的时候,印章的用法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封发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扎简牍的绳结处涂上粘土,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这叫做“封”。古时不论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长,所以叫做尺牍,后人把书信叫做“尺牍”,就是沿用了这个古名称。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印出来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汉代流行佩戴“刚卯”,这是一种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约三寸长的长形四方体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绳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内容都是驱疫避鬼的迷信之辞,如刻上“莫我敢当”等字,字数约30多个。到了东晋时期,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种枣木符印,在二寸见方的木块上刻着100多个字,据说是用来驱赶猛兽水怪的。那时候,纸的应用相应广泛了,印章的用法基本上与现在一样。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颜色,印在纸上,那么只要盖印一次,就等于抄写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们的祖先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想起把成部的书像刻图章一样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书容易得多么?于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就选择适于雕刻的梨木和枣木,锯成一块块方版,把誊清校定的底稿反着贴在木版上,按着每个字的笔划雕刻出凸起的阳文。整部的书版雕好后,就可以着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书版上刷一下,让版上凸出的反字都涂上墨,然后把白纸覆上去,再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取下来,一页白纸黑字的书便印成了。就这样,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最后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说法达几十种之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创始于唐朝。
      目前可见的保存在国内外的唐朝印刷品比较早的有四件。
      其一,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这是现存有明确年月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这卷佛经是用雕版印在七张纸上,粘连起来,全卷长16尺,高一尺,卷首印着一幅木刻的佛教画,上面绘着释迦牟尼佛坐在莲花座上,在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场面。莲花座前的小桌上供奉着法器,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聆教,神态怡然。座前两侧有两员护法天神守护佛座,周围环立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他们虔心静听,神色肃穆。佛座前有二狮分踞左右,以表示佛为人中之王。上端还有二飞天驾云旋绕。全图中心突出,人物错落有致,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jie介〕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说明了这件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个叫王玠的人,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灾而出钱印造的,离现在已经1100多年了,这卷举世瞩目的《金刚经》,不但墨色鲜明,刻镂精美,而且字体端庄凝重,古朴大方;图画和笔法都很纯熟,从雕版印刷技术和木刻版画雕印技巧看,不像是拙稚粗陋的初期作品,而是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见雕版印刷的发明,一定比这卷佛经印成的时间早得多。可惜我国这部珍贵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精美插图的刻本,连同许多宝贵文物,于1907年已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现在还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里,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其二,是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座唐墓中发现的唐代雕印的单页咒本《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国内的比上述《金刚经》可能还早的印刷品。这件《经咒》印本装在一只空手镯中,约一尺见方,是用唐代名茧纸印刷的,上面正中央和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余大部分为古梵文经咒,右边有一行模糊不清的汉字,可以认出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雕印非常精细,墨色浓淡匀称,反映出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单页咒本,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在这件印刷品上没有具体的印刷日期,但从雕版及其所刻的汉字来看,字体秀劲圆活,具有唐人书法的风格;成都开始设府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事,以此可以推断印本当在这年之后,而墓葬年代约在9世纪后半期,从而推断这件印本的印刷时间应在公元757—900年之间。印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三,是1966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都城,佛国寺和石塔建成于公元751年。这卷木版印刷经卷,长约20尺,高约21/4寸,是用12块木雕版印在楮〔chu础〕纸上粘连而成,放在塔内一个舍利瓶上的绸袋中。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是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公元684—704年)创造的新字,如证字写作【上(出+古)下(金)】,地字写作埊,初字写成 ,授字写成【左(禾)上(艹+風)】;同时经文是由中亚细亚古国吐火罗的一个名叫弥陀山的僧侣,在公元680—704年寓居唐都长安时由梵文译出;而佛国寺石塔又完工于751年,因而朝鲜学者考证,它是公元704—751年间刊印的,并且以武则天新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为理由,推断它是新罗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卷经文是704年由弥陀山译出后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国寺建成时带往朝鲜作为贺礼的。
      其四,是作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于中国的旁证物,目前保存在日本的一卷《妙法莲华经》里,它是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是印在黄麻纸上,经文中也使用了武则天的新字,因此二者很可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以此,我们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的印本,恐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这个印本字似欧(阳询)体,结构匀称,线条优美,刻印极工,它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还要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
      除了上述四件可见的印刷品之外,在唐朝文献中提到印刷的还有好几处。
      《旧唐书•文宗纪》里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原来在古代颁布历书是皇帝的特权,当时四川、江苏、安徽等地,每年在官历颁发之前,民间私自印的历书已经布满天下了,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这件事反映了文宗时候民间私印日历的盛行。
      再有,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其中有“缮写模勒,衒〔xuan绚〕卖于市井”这句话,一般认为“模勒”就是印刷。当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深受人民喜爱,因此有人雕版印刷出来,到处叫卖。这件事发生在公元825年。
      再往前,唐代有一部著作中谈到,著名高僧玄奘于公元629—645年间访问印度,回国后,曾“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印数相当可观了。
      还有一条后出的史料,就是明朝享有盛名的史学家邵经邦,在他著的《弘简录》中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她生前著有关于封建社会妇女修养的书《女则》10卷,唐太宗认为此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为了让“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行。这部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刻本,其时间大约在公元636年或稍后。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贞观(公元627—649年)年间,只不过上面提到的印刷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还缺乏实物的证明。
      第二节、唐代后期雕版印刷的兴起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公元618年建立,定都长安,907年灭亡,历时近300年。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为转折点,可以把唐朝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唐帝国的强盛时期;后期是唐帝国的衰落时期。唐帝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在这个基础上,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印刷业在唐代后期迅速兴起了。
      那时,印书的地点已逐渐遍及陕西、河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区域相当广大,而长安和成都则是当时刻书业的中心。
      在长安城的东市里已出现了民间书坊,如大刁家印的历书,李家印的医书都很有名,李家印的《灸经》就是医书的最早印本。
      在成都有印书铺,出版的书籍种类很多,如印历书的樊赏家,在公元882年印的历书还有残页流传到今天,上面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的标题。这部历书和比它早五年的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丁酉历书,都是现存世界上最古的雕版印本历书。丁酉历书缺卷首,无标题,上部为历书,下部为历注,还有各种用于迷信占卜的图表以及包括12生肖的画像,是1900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但不知是何地何人所刻。可惜这两部历书于1907年都被斯坦因盗往伦敦去了,现存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还有“西川过家”刻印佛经,今天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唐代末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重写的《金刚经》残卷;巴黎图书馆也藏有公元943年“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可见过家是成都历史悠久的老书铺,从唐末至五代都在刻印佛经。西川也出版有配合诗歌创作的工具书——韵书和字书。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由中国返回日本时,就携带了西川刻印的《唐韵》和《玉篇》,还带走佛经134部。当时成都刻本的内容还要广泛得多。根据一个叫柳玭〔pin频〕的官吏,在他著的《柳氏家训》的序里说,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他在成都的书铺里看到许多印本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看家宅之类的迷信书以及字典和小学生读物等,不过印刷质量不高,印得墨迹模糊,读起来“不可尽晓”。
      由此可见,上述成都的“樊赏家”、“过家”以及“龙池坊的卞家”,可以说是现在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书店,他们兼做出版和发行业务。唐代后期成都书铺雕印品种,已由日历、佛经、杂记发展到了大量雕印字书、韵书,而且已能远销日本了,这反映了成都印书铺比较多,印书量比较大,印书业已相当发达了,它已成为我国印书业的先进地区。
      河南洛阳敬爱寺藏有佛经《毗尼藏》印本,后来可能在公元845年唐武宗敕毁全国佛寺时被毁,敬爱寺的和尚惠确,又重新刻印了佛经,时间大约在公元869年以后。当时的文学家司空图还为他写了募化传单,“印本共八百纸”,用来向社会募捐。
      此外,江苏扬州、浙江绍兴也有雕版印刷。前面提到的元稹,曾在越州(今绍兴)做过官。他说越州、扬州一带,有许多人刻印他和白居易的诗作,在市场上出卖;有人还拿白居易诗集的印本换取酒茶喝,而且“处处皆是”;有人甚至盗用他们的姓名贩卖伪作,令人“无可奈何”。那时,在扬州和苏州一带,民间私印历书的风气很盛行。在北宋人写的笔记体杂史《唐语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末黄巢起义时,僖宗逃往四川,长江下游一带得不到官府的历书,于是那里的人便自己刻印了历书出卖,没想到印卖历书的人竟因每月大小尽不同(农书,一个月30日为大尽,29日为小尽),发生了争执,被拘送到官府,糊涂的地方官对他们说:“你们同行做生意,差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把他们呵退了事。这件事反映了唐末长江下游一带民间印卖历书盛行。
      江西也刻印书籍。唐末有位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观察使纥干泉,很迷信道家烧炼的什么龙虎丹,认为服用这些丹药可以“长生不死”,为此,他在公元847—851年之间,雕印了讲求烧炼之术的《刘宏传》一书几千本,送给京城内外喜欢炼丹的同道,这是道教徒印书的最早记载。
      除了上述印刷物之外,在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年间,唐政府还在长安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开元杂报》,“杂报”就是唐统治者发行的宫廷邸报。这份报纸的内容大多刊载皇帝个人的言行,如说:皇帝某日到某处去狩猎;某日皇帝躬耕籍田;某日皇帝接见某大臣;某日皇帝下达什么诏令等,也登载官员升迁的新闻。其材料多采自“起居注”和“时政记”。“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记录,由随侍皇帝专管记录的官员负责执笔。“时政记”是皇帝和大臣讨论国家大事的记录,通常由宰相执笔。邸报印出后,分送给皇族和封疆大吏。这份报纸发行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很少。唐末有个文学家孙樵(韩愈的学生)曾经看到过这份报纸,他在公元851年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记载了这份报纸的部分内容,并对这份报纸所反映的“开元盛世”怀念不已。近代有位研究雕版印刷的学者孙毓修,在其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仿制一书中说:“近有湖北江陵杨家藏有《开元杂报》七叶,说是唐人雕本,每叶13行,每行15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其款式犹如唐人写本。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由此可见,《开元杂报》确曾问世并流传了下来,它是我国和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
      《开元杂报》出版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用纸和造纸,更谈不上印刷。欧洲人自己造纸是12世纪的事,使用雕版印刷要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才出现,至于德国出版的欧洲第一份报纸,则已经是1609年了,比《开元杂报》已晚了约900年,所以英国学者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称《开元杂报》是“世界第一个报纸”。这是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又一例证。
      综上所述,唐代印刷的地区已经相当广大了,印刷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了,甚至士大夫请客吃酒时玩的纸牌——“叶子格”和作为商人纳税的凭据——“印纸”,也都有了印刷品。唐代后期雕版印刷已初步兴起了。
      第三节、五代十国雕版印刷的扩大
      从公元907—960年,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南方各地与北方山西也先后建立过10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但是雕版印刷却日益扩大起来。
      刻书地点以开封、成都、杭州为最有名。
      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朝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由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当时的大学)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以端楷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这样,从公元932—953年,历经22年时间才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在“九经”刻成后两年,即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这次刻印的“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当时和后来的宋代对“监本”却毁誉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他著的《五代监本考》一书中,则给予“监本”以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监本九经”的刻印,是有功于历史的。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这两部书和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九经”,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在后蜀做官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并没收其家产,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不烦染翰(以笔蘸墨)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点,于是就在公元909—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中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搜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可是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只剩下几卷经卷和少量残损的塔图了,其中有的还落入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也略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经卷前部刻有“丰财园说法”图,后部为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共计2675字。字体古雅,墨色清晰,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这卷珍贵文物,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的。
      五代时,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的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还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外西北的敦煌、东南的福州也都出版过书籍。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匠人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中的护法天神,是四大天王或俗称四大金刚之一)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在该像的题记中,刻有“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愿文。“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可惜这些印刷品,后来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了,分别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国内仅有的五代时期敦煌印刷品,只有“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今藏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的是文殊菩萨身骑坐狮,驾云而行,普渡众生的故事。菩萨手持如意,稳坐狮背,面目慈祥。背后佛光缭绕。佛像两旁左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是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笔调简洁,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朴的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三位国君李昪[bian变]、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liu流]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刻书业的发达。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一,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开始形成了。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当时那些较为安定的地区。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分书写、雕版两个工序完成,这就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因此,一直为以后公私雕印书籍者所遵循。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的技术和印刷设施,为北宋时成都、杭州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五代十国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是雕版印刷业却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了,仅有的几种都是残本,而且有的已散失在国外,至于“监本九经”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