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只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渐、吕澂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公元一九一一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著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折点。惟经八年抗日，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又值国共失和，中国大陆佛教几至灭绝。在此同时，佛教僧青年于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中国佛教得以在台延续发展。计民国肇立至国民政府迁台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政府来台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直至中国僧侣陆续来台后，不断的努力，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一九五三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
　　此后，在台湾政治、经济渐趋稳定、繁荣的情况下，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兹说明如下：
　　一、佛教文化出版：重修大藏经、影印大藏经、佛教丛书、佛教刊物、工具书的发行编印、图书馆的设立等，皆超过大陆时期甚多。
　　二、佛教教育：自慈航法师渡台，于中坜圆光寺首创台湾佛学院，提倡僧伽教育后，各地佛学院亦相继成立，其中历史最久远者为从一九六四年创立至今的佛光山丛林学院，历时已三十五年以上。
　　三、佛教弘法：已由早期少数人的街头布教，演进为国家殿堂听众万人的弘法大会；弘法的媒介则从日据时代的纸剧和幻灯片，到现今多元化的舞台、电台、电视、多媒体等；弘法范围地区则从家庭普照发展到世界道场的成立。
　　四、佛教社会福利：此乃本于佛教慈悲、福田思想，加上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思想教义等，所推动的社会福利工作。近年佛教团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获得相当的成效与肯定。
　　五、佛教社团组织的成立：政治解严后及人民团体法的修改，各种佛教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况。
　　六、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对促使各宗教间融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及国民外交，贡献甚钜。
　　七、人间佛教的实践：佛光山在开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时教，以人间佛教为弘法的原则，实践六祖惠能大师‘佛法世间觉’的主张，回归佛陀佛法在人间完成的本怀。其它如慈济、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
　　目前台湾佛教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但也出现许多的附佛外道扰乱视听，破坏佛教声誉。综合其产生主因：（一）组织松散：佛教缺乏整体组织，无法规范、审核僧众教团资格。（二）佛教教育未纳入教育体系，弘法人员水平不一，正信佛教教义尚未普及于社会。因此，为使中国佛教重新确立于国际宗教界，筹组佛教总部、僧伽法庭，订立各种法规，普及僧众教育，应是当前佛教迫切之道。
　　（本文节选自《佛光教科书》第四册）